女儿在她的作文里是这样描述我的：爸爸是名法官，好像总是有审不完的案子，忙不完的工作，好多次了，放学后我等他来接我，等得学校里走得只剩我一个人；爸爸还是一个作家，写了那麽多好看的文章登在报刊上。不过爸爸说他是“坐”家而不是作家，因为他下班后就坐在家里看书写字，不常出去应酬。我多希望没有那些案子和文字，好让爸爸有更多的时间陪我……
应该说，女儿对我的描述是正确和谬误共存，抱怨和拍马齐飞。但从对我职业的态度来看，女儿不自觉地和拍《天下无贼》的名导冯小刚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期待“天下无讼”时代的到来，把法律的最高境界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诠释得一清二楚，胜过无数篇裹脚布似的法学论文，很是让我等从事法律工作多年的人汗颜。
给我戴上一顶“作家”的帽子，女儿也是受人误导。我们当地的报纸在发表我的文章时，狗尾续貂地注明我在当地作协的职务。此流毒流传甚广，让我那花朵般的女儿“中毒”非浅，如获至宝，屁颠颠地跑回家来，把那顶“作家”的帽子扣在我头上，歪着头喜滋滋地打量个没完，好像比那博士帽还要荣耀和风光。
说实话，我是喜欢文字的。多年以前的那个乡村少年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如饥似渴地读遍了县图书馆的所有藏书，也曾有过一个清晰的“作家梦”。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以及生存的压力，那份梦想渐行渐远，更多地让位给工作，写的不再是激情洋溢的诗文，而是板着面孔的判决书，逻辑严密的法学论文，和应付公事的总结、报告、计划等等。偶然的来自朋友的一句提醒，我才在去年年末重新拾起笔来，抒发在自己脑海里积蓄已久的感情和思绪。从哲学的角度讲，偶然只是相对的，此时的偶然，也许就是宿命之中的必然选择。
在我的文字里，我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小人物和他们的平凡故事，像海子“关心粮食和蔬菜”那样，关心女儿和所有像女儿一样的孩子，关心家庭和所有平平常常的家庭，关心庄稼的收成，关心那些不再清澈的小河。例如，由女儿青睐双眼皮，写出一篇《单眼皮，双眼皮》；由朋友在酒桌上讲的一次献血经历，写出一篇小小说《争取名额》；由一则高官被人唤来唤去的新闻，写出一篇随笔《说“圈子”》……这时候，驱动我的不是那个沉默已久的“作家梦”，而是内心深处倾诉的欲望和表达的冲动。
文学是什麽？我从来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，就像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的文章能否发表或受人欢迎一样。我但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管它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、长江、松花江或者琼浆。
前不久，在冬日暖阳包围中的一间咖啡屋里，我参加了一次文学聚会。来自省城某报刊的总编让大家随意谈谈“文学是什麽”这个问题，一时间，文学成了受审对象，像被判了“五马分尸”一样的重刑般，被众人随意地分割。有人引经据典说“文学是人学”，有人把自己想象成曹操“老骥伏枥”地当成一种事业，还有把文学当成荣耀、责任、使命等等。轮到我发言，我说：“学生时代，文学是一个梦想；有一段时期，文学是丢失的信件；现在，文学和吃饭、睡觉一样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并且不可或缺。我所要做的，是在吃得饱睡得香的同时，让文字从我的笔下蹦出来，而不是写出来。”
我知道我说的是谬论，也清楚地意识到后面不会是鲜花和掌声，而会替代文学，成为下一阶段的审讯对象，或者明曰讨论实为批判的话题，所以，在接完一个来得正是时候的电话后，我识趣的告辞早退。
离去的路上，我哑然失笑：我只能算是个写字者，不是作家，如果可以算作作家，也是一个“伪”作家，没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批判意识，坐在家里读书看报写字的“坐”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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